叶芝《第二次降临》分析

英语中最著名的诗歌之一,第二次降临是叶芝末世的明确愿景。它融合并强化了《东方三博士》(The Magi)、《论女人》(On Woman)、《月相》(The Phases of The Moon)和《所罗门与女巫》(Solomon and The Witch)等诗歌中已经表达的循环创造与毁灭的观点,以及《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中更隐晦的预言(“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诞生了”)。在其令人不安的图像连接和对基督教教义的惊人修改中,这首诗找到了足够的公式来制造真正的神话,在这方面超过了像“月相”这样的诗,正如叶芝承认的,有抽象的品质的“阐释文本”(叶芝诗集集注版821)。

《第二次降临》中隐含的“数学形象”,正如叶芝在一首诗的长篇大论中所述,是一个与另一个相接的圆锥体或漩涡,一个的顶点以另一个的底部为中心。这个数字不仅定义了个人的主观和客观冲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定义了历史模式内的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叶芝解释说,"总是接受下一个时代特征的启示" "代表着一个漩涡的到来,到它最大的扩张的地方,另一个漩涡到它最大的收缩的地方。此时此刻,生活漩涡[也就是…,the objective or primary impulse] is sweeping outward, unlike that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which was narrowing, and has almost reached its greatest expansion. The revelation which approaches will however take its character from the contrary movement of the interior gyre [i.e., the subjective or对立的冲动)。我们所有的科学的、民主的、积累事实的、异质的文明都属于外在的漩涡,它准备的不是它自己的延续,而是像闪电一样的揭露,虽然闪电不会只击中一个地方,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地重复,文明必须慢慢取代它的位置”(VP 824-825)。在《幻境》中,叶芝更简单地表达了这个想法:“在一个必然、真理、善良、机制、科学、民主、抽象、和平的时代之后,来到了一个自由、虚构、邪恶、亲缘、艺术、贵族、特殊性、战争的时代”(52;参见263,277;av - 1925, 210 - 215年)。在第一节中,《第二次降临》描绘了“生命漩涡”的“扩张”,猎鹰在不断扩大的漩涡中盘旋,超出了驯鹰者的控制,叶芝在优美的小诗《鹰》(1916)中已经预演过这个意象。在《恶魔与野兽》中,这幅意象颠倒了白鸥向下的幸福漩涡,这样,这两首诗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漩涡的双重运动,因为每个人都死于对方的生活。这一形象也重复了《库尔的野天鹅》的中心形象,早期诗歌的私人丧失被描绘成普遍溶解的象征,无政府状态“被释放在世界上”,“血腥的潮水”到处淹没“纯洁的仪式”。这有点像叶芝在《为我女儿祈祷》(A Prayer for My daughter)中为他女儿祈愿的天真仪式,紧接着在迈克尔·罗巴特和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1921)和诗集中也出现了这种仪式。

猎鹰/ Pinterest

自传,叶芝回忆起他年轻时的信念: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但他承认,他没有预见到“世界越来越残暴”,并引用了《第二次来临》的第一节来强调这一点(163 - 166)。叶芝在1919年1月初写了《第二次降临》(YC 202);它的谋杀感包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复活节起义和俄国革命。盎格鲁-爱尔兰战争的伟大诗作《1900 and 1900》当时正在酝酿之中,但直到1919年1月21日才真正开始。叶芝在一首诗的草稿中特别提到了俄罗斯:“德国人是……现在来俄罗斯吧/尽管每天都有一些无辜的人死去”(言外之意17)。约翰·斯塔沃西(John Stallworthy)指出,到“1917年7月底,俄国前线已经在敌人面前崩溃。”同年10月,布尔什维克发动了革命,1918年3月3日,根据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列宁向德国投降:芬兰、爱沙尼亚、库尔兰、立陶宛和俄罗斯波兰的大片土地。德国人确实来过俄国,我认为叶芝,怀着对卡斯提廖内所体现的贵族美德的崇敬,在考虑俄罗斯皇室的命运时,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虽然每天都有一些无辜的人死去”(言外之意18 - 19;关于俄罗斯皇室,参见《山上的疯狂简》(Crazy Jane on the Mountain)。在1936年4月8日写给埃塞尔·曼宁(Ethel Mannin, 1900-84)的一封信中,叶芝强调了这首诗的政治含义:“随着我对现实的感知加深,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政府的残忍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反宗教人士,都要根据受害者的人数来承担责任。我没有沉默;我用了我唯一拥有的工具-宇宙。如果你身边有我的诗,查一首诗叫第二次来了。这是十六七年以前写的,预言了正在发生的事情。851)。

无论其政治意义如何,《第二次降临》与自传一样,都认为“世界日益增长的谋杀”只不过是文化从“存在的统一”堕落到自我分裂的“苦涩喜剧”的症状(165)。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秀的人缺乏信念”,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合拍,会深感气馁,而“最糟糕的人”则“充满激情”。正如许多评论家注意到的那样——例如伯恩斯坦、亨恩和斯塔沃斯——这些诗句与雪莱的诗句如出一辙普罗米修斯(我,第625-628行):“好人需要权力,却要哭泣贫瘠的眼泪。”强大的善需要:更需要它们。智者想要爱情;爱的人缺少智慧;/因此,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混淆为不好的东西”(叶芝和雪莱196;孤独的塔146;言外之意23)。“最坏的”的“激情的强度”最有可能具有个人和全球的共鸣,回忆那些阻碍和骚扰休·莱恩、j·m·辛格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的人,以及阻碍叶芝自己的爱尔兰文化复兴事业的人。

第二节呼应了《恶魔与野兽》(Demon and Beast)最后一节中的沙漠场景,展示了毁灭的愿景,现代性将被摧毁。叶芝相信“第二次降临”必须近在眼前,因为文化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形象二次,或“世界精神”,一个版本的生命的描摹这是叶芝深奥哲学的中心概念。在给格雷戈里夫人的笔记里爱尔兰西部的愿景与信仰(1920),叶芝属性的概念“二次”剑桥柏拉图学派的人亨利(1614 - 87)和描述这是一个普遍的重要精神,包含“所有形式,这样父母生孩子时,或一个女巫当双预计兔子,但是,召唤的二次形式他们需要”(271)。在《前世的影像》的一篇注释中,叶芝描述了二次作为“已不再是任何人格或精神的财产的图像的一般仓库”(副总裁822)。在这种情况下,心灵之眼从二次沙漠场景的“形状与狮子的身体和一个男人的头,/凝视空白和无情的太阳,是移动缓慢的大腿,“虽然高于“暴戾的沙漠鸟类的阴影”的高贵,孤独的猎鹰节开幕式的重生anti-self。

狮身人面像的形象已经出现了几十年,或许像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和斯塔沃西(Stallworthy)认为的那样,是雪莱(Shelley)的《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的启发,其中有相关的意象:“两条巨大的没有树干的石头腿/站在沙漠中……在他们附近的沙滩上,/半张破碎的脸躺着…叶芝319;言外之意月22日至23日)。在自传,叶芝回忆起一个发生在1890年或1891年的神秘实验,麦格雷戈·马瑟斯在实验中诱导了一个预见“第二次降临”的狮身人面像的幻象叶芝看到“一个沙漠和一个黑色的泰坦从一堆古老的废墟中举起双手”(161)。叶芝在1934年为《复活》写的序言中问道:“当我开始想象,总是在我的左边,视线范围之外,有一只带着翅膀的厚皮野兽,让我联想到狂喜的毁灭之笑时,我是否(在1901年8月)开始了《拜尔的海滩》?””(Expl。393;VPl。932)。在一个脚注中,叶芝明确地将野兽定义为“第二次降临”所描述的。与此同时,乔治·梅尔基奥里将狮身人面像与启示的独角兽联系在一起,这是剧中一个重要的主题玩家女王,来自星星的独角兽,那里什么都没有,在故事《东方三博士的崇拜》中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尼采的反偶像者保罗·拉特利奇设想,作为他自己破坏性的弥赛亚冲动的象征,“一个非常可怕的野兽,有着铁牙和铜爪,可以把塔尖和塔连根拔起”(VPl。1099)。托马斯·惠特克在“布莱克的半兽人在沉睡了18个世纪后苏醒,黑猪造访了一个疲惫不堪的世界的幸福毁灭,兽性地板上无法控制的神秘(天鹅和影子74)。

狮身人面像在《迈克尔·罗巴特的双重视界》(The Double Vision of Michael Robartes)中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在那里,它和佛陀一起站在跳舞的女孩的两侧,女孩代表了第十五月相的超常静止。在一个愿景,叶芝称狮身人面像是“外向的心灵、爱及其诱惑”的形象,佛陀是“心灵自我生而统一的内思知识”的形象,他指出,这些形象站立着“就像纹章的支持者,守护着第十五阶段的神秘”(AV 207)。狮身人面像的“迈克尔的复视Robartes”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象征,而不是一个代理,但是它和狮身人面像的“第二次降临”其空白和无情的目光,一个主题等同样重要的在诗歌“铜头”,“猫和月球,”“月相”(第88 - 84行),《石像》和《在大地激荡下的房屋上》这两幅画都是为了表达对世界之外事物的想象或对无形的旨意的认同。在一个愿景,叶芝在评论不同的雕塑传统时,暗示了空白眼睛的意义:罗马“当我认为我总是看到那些与他们world-considering眼睛,和身体一样传统隐喻在领先的一篇文章中,在我的想象和比较模糊的希腊式的眼睛看着什么,拜占庭钻象牙的眼睛盯着一个愿景,和眼睑的中国和印度,那些蒙着或半蒙着的眼睛对世界和视野都感到厌倦”(275-277;参见280)。

在其令人不寒而栗的最后几行,“第二次降临”将其黑暗循环的愿景与传统的基督教神话中的第二次降临(见马太福音24)和启示(见启示录13)相结合。基督像一些突变,粗糙的野兽”,其小时终于到来,“无能之人向伯利恒出生,发起最后的和平,但是在延续报喜的暴力革命的历史和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就像在“麦琪”(“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字面意义)。正如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所写的那样,“新上帝将在伯利恒诞生的最后暗示,基督教把它与被动的婴儿和母爱的温柔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它的野蛮特别可怕”(iy260)。叶芝提供了相关的形而上学框架一个愿景:“基督诞生之时,降临之时对立的会发生流入,变化相当于交换酊剂.[…]接近对立的特别是流入对立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伟大的一年达到它的智力高潮时,知识准备已经开始的分配将达到它的完全系统化”(AV 262-263)。在哪里基督时代是“教条的、平等的、统一的、女性的、人道的、和平的手段和目的”对立的野兽时代将是“富有表现力的、有等级的、多元的、男性化的、苛刻的、外科手术式的”(263)。叶芝在整个讨论中引用了"第二次降临"对斯芬克斯的描述,斯芬克斯的物理和神话象征对立的涌入”他说。至于这个启示应该在什么时候发生,格雷戈里夫人在1925年11月3日的一篇日记中记录,叶芝预言下一个启示——“第二次降临”——“也许再过200年就不会发生”(格雷戈里夫人的期刊,我,600 - 601)。

叶芝在《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中探讨了类似的天使报喜概念,它也描绘了一个天使狂暴的分娩阵痛对立的的年龄。正如乔治·梅尔基奥里(Giorgio Melchiori)所写,叶芝认为由丽达(Leda)被强奸引发的特洛伊战争、基督的诞生、以及“一个注定在我们这个世纪发生的不确定事件”——《第二次降临》中描述的诞生——是“世界历史上的三大危机,每一个都颠覆了既定的秩序,迎来了一个新的文明周期”(艺术的全部奥秘85)。

参考书目
哈罗德·布鲁姆。叶芝;波恩,乔治。叶芝和雪莱;Ellmann, Richard。叶芝的身份认同;格雷戈里夫人。《格雷戈里夫人日记》(第1卷,丹尼尔·j·墨菲主编);《孤塔》:叶芝诗歌研究凯利,叶芝编年史; Melchiori, Giorgio. The Whole Mystery of Art: Pattern into Poetry in the Work of W. B. Yeats; Stallworthy, John. Between the Lines: Yeats’s Poetry in the Making; Whitaker, Thomas R. Swan and Shadow: Yeats’s Dialogue with History; Yeats, W. B. Autobiographies, A Critical Edition of Yeats’s A Vision (1925), Explorations, Later Essays, The Letters of W. B. Yeats, 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lays of W. B. Yeats, 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oems of W. B. Yeats, A Vision.



类别:爱尔兰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现代主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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